我国新一轮开放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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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成功实践。当前,改革步入深水区,不少领域开始攻坚克难“啃硬骨头”,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促使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经济参考报》记者了解到,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我国对外开放将掀开新的篇章。

  一方面,金融业开放将寻求更大力度的突破,确保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落地。另一方面,制造业开放力度加大,汽车行业外资限制放宽在即,相关举措也将在年内落地。与此同时,包括全面实施负面清单、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扩大进口等开放举措均在酝酿出台。

    

  
金融业开放力度超预期 具体措施和时间表明确 

  大幅放开金融业成为本轮对外开放的一大亮点。博鳌亚洲论坛明确提出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其中包括确保放宽银行、证券、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落地,同时加大开放力度,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等内容。

  11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更是宣布了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易纲还表示,目前沪伦通准备工作进展顺利,争取于2018年内开通。

  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王燕武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此次金融业开放力度大超预期,这意味着未来五年将基本上全线放开金融市场的投资限制。这些举措揭开了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新篇章,也标志着金融业对外开放进入了深水区。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熊园告诉记者,本次大幅开放金融业传递了两个信号,一是大国自信,我国有能力有信心把金融业开放尺度放得更大;二是我国希望通过开放倒逼改革,从而补齐我国金融业短板。

  在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志刚看来,外资金融机构或外资控股放开带来的“鲶鱼效应”将推动国内金融业的改革创新。“金融业扩大开放具有三大意义:一是有助于中国金融业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引入更多金融机构会加快金融行业洗牌,从结构上改善中国金融业效率。二是有助于将中国的高储蓄转换为更加有效的投资。三是可以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更好满足投资者和金融服务消费者的需求。”

  王燕武则认为,金融业大幅扩大开放,将吸引更多境外资本进入中国金融业,满足金融机构资金需求,降低债务杠杆水平,改善经营管理能力,促进行业整体竞争力提升;同时,还会促进金融业对外业务增长,助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惠及其他行业的外资引进和利用。

  金融业扩大开放是否会冲击国内金融体系?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总经济师徐洪才回答称,我们有信心不会被冲击。“我国金融体系今非昔比,很多金融机构在全球名列前茅。当然,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方面,我们还有很大潜力,境外机构金融创新的水平、能力、风险控制等方面还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东艳也指出,这次提出金融业大幅开放,可能会为金融行业带来一定外部竞争的挑战,但现在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实力还是很强的,所以中国有信心通过服务业的开放创造更多的市场机会,同时也为我们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动力。

  不过,专家也指出,对于金融业对外开放可能带来的风险同样不能掉以轻心。恒丰银行研究院执行院长董希淼认为,金融对外开放,不但要“跑得快”,还要“走得稳”,要把握好金融业开放的节奏和力度,防范由此带来的金融风险。

  王志刚也指出,要把握好开放的节奏和路径,把握好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能力间的平衡度。一方面,金融监管部门要进行宏观和微观审慎监管的结合,平衡好创新和风险的关系。另一方面,国内金融机构要加快内部改革,全面提高消化风险的能力。“未来金融开放的路径取决于这两方面的改革步伐,需要统筹考虑和积极稳妥推进。”

  如是金融研究院执行总裁朱振鑫认为,未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我国金融开放力度势必会逐步加大,增加外汇灵活性、引导跨境资本有序流动等值得期待,但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循序渐进。徐洪才也告诉记者,金融业开放是分步实施,下一步将继续制定并出台具体开放细则。

  易纲在回应金融业开放是否会受到冲击的提问时指出,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欢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投资和运作,我们将平等地对待国内资本和外国资本。在几年之后,我相信中国市场会更具竞争力,金融业的服务能力会进一步提高,会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里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我们的监管环境也会更好,金融安全程度也会加强。

  
制造业开放再出发 汽车股比放开在即 

  相比开放相对滞后的服务业,我国制造业开放时间较早,程度也比较高,目前已基本开放,保留限制的主要是汽车、船舶、飞机等少数行业。博鳌亚洲论坛上释放出明确信号:这些行业已经具备开放基础,下一步要尽快放宽外资股比限制特别是汽车行业外资限制。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指出,要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

  以汽车业为例,改革开放之初,为了保护自主品牌汽车的发展,采取了“市场换技术”的思路,外资汽车制造厂商在国内遍地开花,国内车企大都选择了中外合资的道路。目前,我国已经是全球第一大汽车生产和消费国,新能源车发展也很迅猛。据统计,2017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均接近80万辆,同比增长均超过53%。

  我国汽车外资股比最高不超过50%的限制,源自1994年由国务院印发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中“生产汽车、摩托车整车和发动机产品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中方所占股份比例不得低于50%”的规定。并且明确规定,“外国企业同一类整车产品不得在中国建立两家以上合资合作企业”。在2004年版、2009年版汽车产业政策中,也都延续了以上两项限定政策。

  近年来,包括汽车等制造业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方向早已明确,此前国家层面多次作出部署,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也早已着手论证研究。外资车企在华布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政策也已经有所松动。2017年6月份,关于完善汽车投资项目管理的意见发布,放开外商成立合资的纯电动车生产企业,可以不受两家的数量限制。此后,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指出,将在2018年6月前在自贸试验区范围内开展放开专用车和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试点工作。

  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对《经济参考报》记者指出,我们希望通过外资开放来带动中国汽车工业和本土企业的发展,从目前来看,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我国汽车市场的成熟度以及国内企业的竞争力都有了很大提高,到了这一阶段,再保留外资股比限制的意义不大,放开股比限制不会对中国汽车工业造成太大威胁,吉利还并购了沃尔沃,这已经是一个相互参与的进程了。

  朱振鑫对记者指出,实践来看,我国自主汽车企业发展较好的大多是民营企业,如吉利、长城、比亚迪等,在与外资车企的直接竞争中不断进步。放开股比限制,对国内车企也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激发其提升规模、效率和技术的一剂良药。

  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苏剑也对记者指出,长期来看,充分的良性竞争将有利于技术扩散和吸收,通过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能推动我国自主品牌的健康发展。

  全面放开是不是意味着一下子没有任何限制了?开放的路径应该如何设计?对此,有专家认为,应该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例如在自贸试验区范围内率先探索。也有专家认为,可以根据不同行业的情况来推进。对于新能源车和传统汽车是否需要在开放程度上进行区分,专家也持有不同意见。

  苏剑表示,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汽车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选择同时放开股比限制可能会造成较大冲击。选择先试点再推广的路径,通过边学习经验边放开的形式,能够使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放开股比限制,使负面影响最小化。与此同时,需要将传统汽车业和新能源汽车予以区分。由于新能源汽车属于新兴行业,我国新能源汽车与国外同行业相比,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劣势,因此,与传统汽车业相比,受到的冲击更小,开放步伐可能更快。

  屠新泉则认为,中国的传统汽车业已经很成熟了,新能源汽车也有相当的竞争力,中国企业应该有信心和能力去和外资企业开展公平的竞争。除此之外,新能源不仅是产业问题,还涉及环境保护问题,新能源领域的开放有利于环保目标的实现。

  朱振鑫也认为,汽车股比放开先试点再推广的必要性不大,可直接推广。他分析指出,现阶段,汽车股比放开对传统燃油车合资公司影响不大,经过多年的竞争,中外车企的市场占有率已相对稳定,但在新能源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化,像特斯拉等掌握核心技术的国外车企,由于担心技术外泄,一直坚持以独资的方式对外投资,股比限制阻碍其在华投资,一旦股比放开,特斯拉有望尽快在华投资建厂。“尽管如此,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对新能源汽车和传统汽车进行直接区分,但可以对新能源设置一定的筛选标准,切实保障优质的高新技术企业进入中国市场。”

  总体而言,“全面放开一般制造业,与整个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状况以及国际环境高度相关并且一致,也体现出我们做强实体经济、稳定制造业、推动一般制造业升级的明确倾向。”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桑百川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经过长期的工业化进程,我国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制造业的产业配套功能非常齐全。当今中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同时在新的工业化革命过程中也存在发展的机遇,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业企业谋求利用全球资源,包括和外资进行有效的合作,来推动全球的竞争力提升,夯实中国制造业的基础。

  
改善投资环境在路上 新版负面清单将出炉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不断地扩大对外开放,不断地放宽市场准入,更加重视保护知识产权。据世行报告,中国的营商便利化程度在过去五年中上升了18位,2017年我国吸收外资超过130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再创历史新高。中国仍然是外商投资的热土。

  据商务部介绍,过去五年,中国两次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投资限制性措施缩减了65%,只剩下63条。其中限制类条目35条,禁止类条目只有28条。我国先后设立的11个自贸试验区,已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试验田。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经过三次调整后,最新的负面清单相关限制性措施和第一个清单相比,已减少一半。目前,外国投资者特别关注的资信调查与评级服务、会计、审计、电子商务、新能源汽车电池制造、轨道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领域,已经全面对外开放。对于金融、新能源汽车、加油站等12个领域,开放路线图也发布在即。

  业内预计,以服务业开放为重点的新一轮开放中,自贸区和自贸港有望率先探索新开放领域,例如进行金融业开放的先行“风险测试”,继续担当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而自由贸易港将成为继自贸试验区之后,我国开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的开放新高地,这对于促进我国开放型经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了解到,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将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要求,落实包括建设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举措。还将构筑开放平台,提升各类开发区发展水平,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

  东艳对《经济参考报》记者指出,博鳌亚洲论坛上已经明确了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上半年出台等时间表,这显示了我们开放的决心。负面清单是投资管理体制的一个方式,也体现了我们和国际规则接轨的诚意,为投资者创造了更明确的预期和更好的法律法规环境。之前自贸试验区已经公布了几版负面清单,实际上,清单的长度是在不断缩减的,这也体现了贸易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改革开放的步伐也会越来越大。

  王燕武指出,经济增长模式要实现从粗放型增长向创新型增长的转变,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必不可少。这有利于促进专利研发投入,激励创新活动发展,实现内生自我增长的技术进步,同时,也有助于缓解国际舆论对于中国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压力,消除外来投资者的担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在他看来,当前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的核心和关键在于:第一,进一步放宽对外资进入领域的限制,全面落实实施国民待遇,既不排斥外资,也不优待外资,内外资平等一致;第二,要做好对外资合法收益的保护工作,鼓励其再投资利用,但也不阻止其获利回流,需要进一步在外商持有资本自由流动方面做出相应安排。

  王志刚也对记者表示,未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全面提升外资营商环境。一是简化行政审批流程,提高对外资的审批服务质量。二是要加快构建一个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在市场准入等涉及市场主体经济活动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其他政策措施上都要从公平竞争的角度来进行制度和政策设计。三是要做好监管。开放不意味着对外资没有监管,必要的监管还是很重要的,要充分考虑外资企业和行业特点,做到精准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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